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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经产生。
这是一场政党雏形到正式政党的蜕变会议,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章程》、《宣言》、《党纲》、《当前工作决议》等需要通过的内容,但这些内容也只能放在最后制定和表决。
这次代表大会中的大部分人都在闽郡,对于闽郡成立了郡属议事会充满热情,并认为这是一次真正在“原本社会已经存在”的地方实现政治抱负的好时机,因而最开始的发言也就围绕着闽郡今后的种种政策进行。
既然想做闽郡的议事会,而非闽城的议事会,那么农村问题就是绕不过去的问题。
归根结底,闽城有这样的基础:陈健扶植起来的新兴资本家、航海贸易起家的商业资本集团、棉粮商品化的经营性资本主义农场主、大量的纯粹手工业者和雇工,让闽城有了在闽郡以一个城市对抗整个闽郡农村旧阶层的力量。
但是,从城市将控制权深入农村怎么伸?用哪种方式伸?是激进变革还是调控改良?是单独干还是环绕在联合妥协的新郡属议事会之下?
为了对抗资产阶级提出的“郡属收容工厂的资金由闽郡富裕自耕农出钱反对工商业累进税”的挑动农民震压城市失业者的政策,墨党在之前平息手工业者和失业者起义中为了得到农民的支持,与进步同盟其余派别联合给出的承诺是“不向自耕农加税、在租佃体系中地主减租减息”。
这个承诺让当初镇压水力纺织厂河谷起义的时候,资产阶级没有拉动农民而只能依靠资本招纳城市流氓无产者的力量反扑、墨党选择在镇压的时候中立和语言谴责、富裕自耕农选择冷眼旁观、日薪农业雇工在墨党的说服下没有参与水力纺织厂河谷起义、城市流浪者后备力量的佃农心怀希望没有选择参加起义。
现在郡属议事会虽然还在筹备但是这个承诺必须要兑现,如果承诺不兑现,那墨党只能选择和郡属议事会决裂,否则将会失去农村支持的基础。
在闽郡,工商业资本和地主已经有了掰腕子的实力。
农村对他们而言越早进行资本主义改造越好,一方面是更为廉价的雇工和原材料、一方面是南洋公司选择和都城一些大家族合流导致了原本想投南洋公司的民间过剩资本想要深入农村土地、各种新作物出现导致的土地利润提升,以及资本利润和地租的固有矛盾让他们可以认同在农村进行减租减息的运动,也是墨党参与郡议事会规则体系的底线。
问题就出在这个计划中要实行的闽郡减租减息的农村政策,这还属于改良的范畴。
可就是这个问题一经讨论,就引起了剧烈的争吵,各方之间各执一词。
两个闽郡不同的县的党内同志作了关于减租减息农村调查的报告,两个不同的县的佃农竟然出现了完全相悖的、一县支持、另一县反对的回馈。
原因不难理解。
这两个县,一个距离闽河和闽城很近,资本渗透容易,且很容易参与到商品化之中;另一个距离闽河和闽城都很远,穷乡僻壤,资本看不上、佃农走不出。
距离闽城很近的县,资本化的土地兼并正在进行,这时候搞减租减息,那就是逼着地主进行土地兼并——我自己经营也好、租给资本家也好,距离闽城这么近,肯定好过租给你们这些穷棒子啊。你们不是搞减租减息吗?那我就不租给你们,你们滚去城市吃屎去吧。
我自己经营、雇佣工人、参与商品化售卖获得利润,岂不美哉?
况且如今闽城大量的白银流入,原本的货币地租已经不合算了。
然而佃户需要生存,之前的城市失业者起义给他们敲响了警钟——我们支持减租减息,但是同时还得给我们制定一个优先租佃权或者强制租佃权啊。
你们减租减息了,地主不把土地租给我们了,我们怎么办?大块土地经营用不了那么多的雇工,我们涌入城市吃什么穿什么?活不下去起义再被震压?
佃户们问去进行调查的墨党成员,你们能给我们地主三代之内减租减息同时三代永佃的承诺吗?
暂时不能。
不能,那我们就连减租减息都不支持。
不减租减息,我们还能跟农奴似的被高利贷束缚在土地上,最起码能活。减租减息又不给永佃承诺,那我们自由是自由了,可能选择的就只能是自由的饿死或是流浪了。
距离闽城和闽河交通线很远的县,情况则完全相反。
那里资本根本懒得涉足,参与到商品交易之中成本太高,地主自己经营有风险,保守性让他们更喜欢收地租。
虽然土地早已私有化和自由买卖,可是以农村高利贷为基础的非体制农奴制仍旧存在,名义上没有农奴,实则处处都是农奴。
在这种地方搞减租减息,佃农肯定大为支持——反正这土地你除了租给我们佃农外,你自己经营并不合算,而且闽城的资本不会愿意涉足,你们地主想收回经营和往外租都不合算。我们佃农当然支持减租减息了。
这里资本主义发展薄弱,农业日薪工也不多,新播种机、轧花机都机械也没有普及,租佃制让佃农苦不堪言的同时又不像是离闽城很近的县那样看到了资本主义下的黑暗。
那里的保守地主纵然反对,只要闽郡的新议事会还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那么墨党便可以名正言顺地派出工作组和纠察队带着枪炮和那些保守地主谈谈。32